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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青年拉延安·百年黨史大家學

百年黨史新起點，昂首奮進新征程。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推動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深入學習黨史，重溫黨的光輝歷程，提振奮斗精神，增強能力本領，在共青團延安市委的支持下，延安市青年講師團聯(lián)合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團委，延安棗園革命舊址管理處特推出“延安青年拉延安，百年黨史大家學”系列欄目，延安青年將邀您一起共學百年黨史，汲取奮進力量。

讓我們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以昂揚姿態(tài)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以優(yōu)異成績迎接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

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建立

學習百年黨史，汲取奮進力量，歡迎大家走進由延安青年講師團聯(lián)合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團委、延安棗園革命舊址管理處共同推出的“延安青年拉延安·百年黨史大家學”系列欄目。從4月20日起，延安青年講師團邀您一起學習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叢書》，今天將為大家分享的是：第一卷上冊第二編——黨在大革命時期（1921年7月-1923年6月）的第四章——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建立。

1924年至1927年,中國大地上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這場革命運動席卷全國，規(guī)模之宏大，發(fā)動群眾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們通常稱它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場大革命的發(fā)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國主義勢力和北洋軍閥加緊壓迫中國人民所激起的強烈反抗。“打倒列強，除軍閥”，是全國人民共同的強烈愿望，是最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的政治口號。二七慘案后，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國共聯(lián)合戰(zhàn)線即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和發(fā)展，為大革命的到來作了必要的準備。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

一、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仍然處于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在各派軍閥中，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勢力最強。他們在英、美等國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戰(zhàn)爭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控制了中央政權。1923年3月，他們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加緊推行武力統(tǒng)一全國的計劃,再次挑起軍閥混戰(zhàn)。到1924年，參加混戰(zhàn)的兵力達45萬人，戰(zhàn)火燃遍了全國大部分省區(qū)。隨著軍費的激增，大小軍閥在他們的統(tǒng)治區(qū)內巧立名目，增收捐稅，濫發(fā)紙幣，肆意搜刮，致使經濟蕭條，生靈涂炭。

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慘遭吳佩孚鎮(zhèn)壓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tǒng)治，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黨應該采取積極的步驟去聯(lián)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

此前，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根據馬林的提議，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決議認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且軟弱”，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唯一重大的國民革命集團”，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同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它的黨員應該“留在國民黨內”，但共產黨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獨立性。這個決議傳到中國后，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

在大會討論中，發(fā)生了激烈爭論。陳獨秀和馬林認為：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只是進行國民革命，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革命運動的黨，應成為革命勢力集中的大本營；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現在都很幼弱，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全體共產黨員、產業(yè)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凡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都應當由國民黨組織進行，即所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國民革命的力量。他們強調國民革命是黨在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把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起來，實現國民革命。這符合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和資產階級暫時妥協(xié)與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們低估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作用，高估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作用，會使黨在同國民黨的合作中降到從屬地位，不利于保持黨的獨立性。張國燾、蔡和森等雖承認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但認為共產黨還有它的特殊任務，即領導工人運動，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這兩個任務同等重要，應當同時進行。他們反對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yè)工人加人國民黨，認為那樣做就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把工人運動送給國民黨。他們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雖然是對的，但是由于脫離了建立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任務，勢必導致共產黨的孤立。不難看出，爭論雙方的認識都有正確的一面，同時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等人贊成與國民黨合作的意見，更符合國民革命的中心。

經過兩天的熱烈討論，大會接受共產國際關于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指出：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lián)合戰(zhàn)線，“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文件還規(guī)定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黨的三大決定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這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會解決了革命發(fā)展中的這個重要問題，就能夠在孫中山這面頗有號召力的革命旗幟下，通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廣泛發(fā)動群眾，發(fā)展革命力量，加速推進民主革命的進程。這既有利于國民黨的改造，使國民黨獲得新生；又有利于共產黨走上更廣闊的政治舞臺，得到鍛煉和發(fā)展。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黨的三大的重大歷史功績。

這次大會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爭取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大會對國共兩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作了片面估計，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

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為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黨的三大結束后將近一個月，《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才傳到中國。這個指示強調：“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加強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指示還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在中國進行國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戰(zhàn)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并且“應當力求實現工農聯(lián)盟”。這個指示對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對于共產黨人進一步探討中國革命問題，是有積極意義的。

黨的三大決定實行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后，如何認識資產階級和農民，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同農民的關系等一系列新的課題，擺到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對此，黨內許多人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陳獨秀在黨的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統(tǒng)治下而不能發(fā)展，因此，當前最急需的是進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他強調，現階段的革命雖然屬于資產階級性質，但由于主要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又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共產黨人不可輕視這一革命的重大意義，不可有超越現實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亂地干國民革命。他認為，各民主階級的革命力量必須集合起來，以國民黨為中心，形成廣大的群眾運動，才能取得革命勝利。他在論述農民的重要作用時指出：“這種農民的大群眾，在目前已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所以在中國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國民運動（即排斥外力打倒軍閥官僚）中，不可漠視農民問題。”他還將中國資產階級劃分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類。陳獨秀的這些觀點，對于幫助黨員提高認識，克服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陳獨秀對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地位的認識，表現出比較大的動播。二七慘案以后，隨著工人運動走向低潮，他對工人運動抱著消極悲觀的態(tài)度，由重視無產階級轉為重視資產階級。他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中認為，“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他也看到資產階級幼稚，但認為“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隨著產業(yè)的發(fā)展會不斷增強。他的看法實際上是：中國民主革命只能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對于民主革命的前途，他認為，“在普遍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若有特殊情況，“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這種認為先由資產階級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后來被稱為“二次革命論”。

其他共產黨人也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階級與國民黨》一文中提出，從新近的歷史來看，“領導工農階級向國民運動聯(lián)合戰(zhàn)線上走的有中國共產黨”。9月，瞿秋白發(fā)表《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指出：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但中國共產黨應當“勉力栽培無產階級之組織及訓練的根本，而同時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主干”，“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導權”；無產階級的最近目標，是“平民之革命民權的獨裁制”，“最后目標在社會主義”。鄧中夏在同年12月所寫的《論工人運動》中指出：我是曾經做過工人運動的人，我深深地相信，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lián)合各階級一致的起來作國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現在或將來，總當推工人的群眾居首位”。這些認識對后來黨的四大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建立

推動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孫中山曾把他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稱為“國民革命”，但含義不清，目標也不甚明確。后來，中國共產黨人重新提出“國民革命”口號，并賦予它新的含義。1922年9月20日，陳獨秀在《向導》第二期發(fā)表（造國論》一文，其中寫道：“中國產業(yè)之發(fā)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lián)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后來，他在同刊發(fā)表的《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一文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

本報第二期《造國論》上，便改用“國民革命＇來代替“民主革命＇這個口號。這一個口號，不但近來經國民黨采用，成了全國普遍的口號，并且實際上適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階級聯(lián)合革命的需要。”1923年5月，蔡和森對國民革命的內容作了進一步說明：“殖民地國民革命運動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國內的封建勢力，一面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在這種立場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所以可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結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國民革命的口號，在大革命浪潮中發(fā)揮了喚起并團結民眾的重大作用。

黨的三大以后，國共合作的步伐逐漸加快。黨的各級組織做了許多思想工作，動員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加入國民黨，積極推進國民革命運動。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團的性，同共產黨的言論行動保持一致。為了進一步研究貫徹黨的三大決議的具體辦法，11月24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三屆一次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會議指出，國民革命運動是目前黨的全部工作，全黨“當以擴大國民黨之組織及矯正其政治觀念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國民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和活動；在組織上，努力擴大國民黨，“國民黨有組織之地方，如廣東，上海，四川，山東等處，同志們一并加入”，“國民黨無組織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爾濱，奉天（今沈陽），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處，同志們?yōu)橹畡?chuàng)設”。會議強調：“我們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但事實上不可能時，斷不宜強行之。”

同國民黨相比，這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歷史很短、人數很少的政黨。盡管大多數黨員對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共產黨通過上述辦法，盡可能團結國民黨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爭取“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發(fā)揮領導作用的，后來實際上也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

1923年，南方的革命形勢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年3月，孫中山在廣州建立大元帥大本營后，滇、桂聯(lián)軍多次擊退叛軍陳炯明、沈鴻英部的進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廣東中部地區(qū)。這樣，在廣東初步形成一個高舉國民革命旗幟的根據地，并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初步鞏固，使渴望從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為國民革命運動進一步發(fā)展的重要陣地。

為了使國民黨能適應國民革命運動發(fā)展的需要，必須盡快對其進行改組。1923年10月，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lián)政府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此后，國民黨的改組進入實質性階段。鮑羅廷同中共中央和青年團中央共同商議幫助國民黨改組的方法，決定力促孫中山召集改組會議。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后又移往上海，這項工作主要是在鮑羅廷和廣東黨組織的直接推動下進行的。

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幫助下，在鮑羅廷的具體指導下，孫中山排除重重障礙，積極推進國民黨的改組國次發(fā)表演說，總結中國革命一再失敗的教訓，反復強調學習俄國革命經驗、改組國民黨的必要性。為了具體籌劃改組工作，孫中山聘請鮑羅廷擔任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后又聘為政治顧問）。他說：請鮑羅廷做國民黨的教練員，是為了“使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他還任命廖仲愷、汪精衛(wèi)和共產黨員李大釗等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10月25日，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在廣州舉行。28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孫中山委任廖仲愷、胡漢民和共產黨人譚平山等九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李大釗等五人為候補執(zhí)行委員。

從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共產黨人，如北京的李大釗，直隸的韓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劉伯垂、廖乾五，山東的王盡美，浙江的宣中華，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積極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歐洲，旅歐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年11月，國民黨旅歐支部在法國里昂舉行成立大會，新選舉的評議部有半數成員是共產黨人；執(zhí)行部內大部分重要部門由共產黨人擔任領導職務，如周恩來為總務科主任，李富春為宣傳科主任，郭隆真為婦女委員會主任，聶榮臻為巴黎通訊處處長。這個支部在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等活動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中央通告第十三號》，要求全體共產黨員積極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并部署了參加改組工作的具體步驟。通告還要求各地黨組織爭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產黨員當選為國民黨代表，出席即將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夕，中共中央、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召開聯(lián)席會議，制定了黨、團員在參加國民黨一大時的統(tǒng)一行動方針。

與此同時，為了促使國民黨徹底改變依靠軍閥、脫離群眾的傾向，陳獨秀、蔡和森等一批共產黨人多次在《向導》、《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對國民黨提出許多中肯的批評和建議。

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東方部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在改組國民黨工作中的作用，認為“在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建設國民黨的整個工作中，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那些加人國民黨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幾個月，黨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來了”。

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產黨員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釗、譚平山、林祖涵、張國燾、瞿秋白、毛澤東、李立三等。他們在這次“大會上的表現是十分出色的”。李大釗被孫中山指派為大會主席團成員。譚平山任共產黨黨團書記，并代表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

大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這個草案是鮑羅廷根據《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關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的基本精神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譯、汪精衛(wèi)潤色，并經過孫中山同意。草案對三民主義作了適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民族主義對外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對內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民族壓迫。民權主義主張民主自由權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民生主義的重要原則，“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jié)制資本”。所謂“平均地權”，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并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所謂“節(jié)制資本”，就是要將“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yè)，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guī)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等等。

經過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包含了新的內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后人稱之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基本原則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國民黨一大事實上確立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是否容許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問題，在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當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時，廣州代表方瑞麟主張在章程中增加“本黨黨員不得加人他黨”的條款，其目的是反對共產黨員“跨黨”。李大釗代表中國共產黨聲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想對國民革命和國民黨有所貢獻，是經孫中山允許的光明正大的行為；共產黨員參加了國民黨，即當執(zhí)行國民黨的政綱、章程和紀律，如有違反，理應受到懲罰；國民黨既許共產黨員參加，就不必疑猜防制，這種疑猜防制是國民黨發(fā)展前途的障礙，是不可不掃除的。對于李大釗的聲明，國民黨人汪精衛(wèi)、廖仲愷等相繼發(fā)言表示支持，與會的絕大多數代表也表示贊同。結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決。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章程》，確認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

這次大會通過的宣言和章程，是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由于孫中山的堅持，國民黨右派在口頭上對此不能不表示贊成，但并不愿意執(zhí)行。是否真正執(zhí)行大會的宣言，實際上成為后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右派斗爭的核心問題。

大會最后選舉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張國燾、于方舟、韓麟符、沈定一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或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接著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推選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中央常務委員，并決定成立中央黨部。在中央黨部各部門任重要職務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部長林祖涵，工人部秘書馮菊坡，農民部秘書彭湃，組織部秘書楊匏安。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是中國共產黨實踐民主革命綱領和民主聯(lián)合戰(zhàn)線政策的重大勝利，也是孫中山晚年推進中國革命的一大歷史功績。實行國共合作，既是國共兩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共同需要，也是兩黨各自發(fā)展的需要。

本期分享者：劉赫然

延安市寶塔區(qū)委黨校教師，延安青年講師團副團長，延安市委組織部干部教育培訓師資庫成員、延安市社科聯(lián)青年學者庫成員。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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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雷家梁 審稿 | 楊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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